屈原为什么没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现身?

发布时间:2018-06-24 20:59:42

屈原为什么没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现身?

  历来关于《资治通鉴》为何不载屈原的意见,不外乎两种:或讥司马光疏漏,或强调《资治通鉴》有不录文人的原则。笔者认为,如果能从《资治通鉴》史料来源,及其去取原则入手,重新考察这一问题,或许能找到新的可能性答案,并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《资治通鉴》打开一扇窗。

  《资治通鉴》不载屈原事迹的质疑,在这部经典著作问世后不久就出现了,而且是来自与该书颇有渊源的刘羲仲。刘羲仲字壮舆,是司马光编集《资治通鉴》三助手之一刘恕的儿子。他曾编过一部《通鉴问疑》,记录了司马光和刘恕之间讨论?《资治通鉴》编纂若干事项的对话,是后世学者了解、研究《资治通鉴》的重要参证资料。

  《通鉴问疑》还有一部分是刘羲仲读《资治通鉴》产生的疑问,共八题,其第一题即讨论屈原:

  汉之薛包、茅容等,旧史止附别传,《通鉴》具载事迹,不可不谓广记。而淮南王、太史公皆称屈原《离骚》与日月争光,《通鉴》乃削去屈原投汨罗、撰《离骚》等事。历代儒林、文苑、隐逸传,直十削去七八。《春秋》褒秋毫之善,《通鉴》掩日月之光。此羲仲所疑一事也。

  刘羲仲把这些疑问汇编之后,向当时硕果仅存的?《资治通鉴》编修元老范祖禹请教。很可惜,在现存文献中,没有留下范祖禹的正面回答。这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争辩空间。

  刘羲仲这句“《通鉴》掩日月之光”,被后世很多讥议司马光的学者引用过。如清代学者蒋骥在《楚辞余论》卷下中说:“呜呼!沅湘沉流,温国乃削而不书,《春秋》褒毫发之善,《通鉴》掩日月之光,宜为刘壮舆所讥也。”李光地也有类似议论:“《通鉴》于己所不喜者,并其人削之,如屈平是也。于己所疑者,辄删去之,如《隆中对》是也。昔人评孔子作《春秋》,录毫发之善,温公作《通鉴》,掩日月之光,指屈平也。”(《榕村语录》卷二十一)李光地认为《资治通鉴》不载屈原,是司马光主观上的“不喜”。这个判断本身也很主观。

  通过改写《资治通鉴》而自成一格的《资治通鉴纲目》,显然也对司马光不录屈原持异议,故在其书中作了补充交代:

  初,屈平为怀王左徒,志洁行廉,明于治体,王甚任之。后以谗见疏,而眷顾不忘,作《离骚》之辞以自怨,尚冀王之一寤,而王终不寤也。其后子兰又谮之于顷襄王。王怒,迁之于江南。原遂怀石自投汨罗以死。(《资治通鉴纲目》卷一)

  《资治通鉴纲目》虽出自赵师渊之手,考朱子《楚辞集注序》云:“窃尝论之,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,而不可以为法,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。”(《晦庵集》卷七十六)想来这个补充也能体现朱熹的意见。托名王应麟所作的《通鉴答问》对《纲目》的这一补充大为赞赏:

  或问:屈平之事?《通鉴》削之。《春秋》褒秋毫之善,《通鉴》掩日月之光,昔人尝有是言,亦必有意矣。曰:《春秋》编年之法,至《通鉴》而始复。若屈平、四皓之见削,扬雄、荀彧之见取,其于《春秋》惩劝之法,若有未尽用者。此朱子《纲目》之书所为作也。太史公曰:“伯夷、叔齐虽贤,得夫子而名益彰。”余亦曰,屈平虽忠,得朱子而心益着。(《通鉴答问》卷二“屈平”条)

  以上是质疑《资治通鉴》不载屈原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字。相应地,为司马光辩护的声音,也早已出现。生活在南宋前期的邵博就试图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:

  司马文正公修《通鉴》时,谓其属范淳父曰:“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,便可删去。”盖公之意,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,不在空言耳。如屈原以忠废,至沈汨罗以死。所著《离骚》,汉淮南王、太史公皆谓其可与日月争光,岂空言哉!《通鉴》并屈原事尽削去之,《春秋》褒毫发之善,《通鉴》掩日月之光,何耶?公当有深识,求于?《考异》中无之。(《闻见后录》卷十)

  文中虽然也引用了刘羲仲“掩日月之光”的讥评,但整体上邵博还是相信司马光这番取舍“当有深识”,只是作为读者,他没弄明白司马光的“深识”在哪里。纠结就在于,邵博能够理解?《资治通鉴》不载空文的原则,但《离骚》明明不是空文,屈原也不是与政治绝缘的纯粹文人。

  予谓三闾大夫以忠见放,然行吟恚怼形于色词,扬己露才,班固讥其怨刺。所著《离骚》皆幽忧愤叹之作,非一饭不忘君之谊,盖不可以训也。若所谓与日月争光者,特以褒其文词之美耳。温公之取人,必考其终始大节。屈原沈渊,盖非圣人之中道。区区絺章绘句之工,亦何足算也!(费衮《梁溪漫志》卷五“《通鉴》不载《离骚》”条)

  这段文字可以和前揭朱熹《楚辞集注序》对读。与朱熹的观点相反,费衮并不认为屈原的行为是出于爱君之诚,不仅恚怼怨刺,且有悻悻露才之嫌。所谓可与日月争光者,仅为文辞之工整。虽然屈原不是单纯的文人,但他的爱君只是表象,所以《资治通鉴》仍然有充分的理由不予记载。通过这样的解释,费衮弥缝了令邵博感到困惑的问题。

  后来顾炎武也专门谈过这个问题,仅仅聚焦在《通鉴》不载文人这一点上,反而是把问题简单化了。《日知录》卷二十六“《通鉴》不载文人”条:

  李因笃语予:“《通鉴》不载文人。如屈原之为人,太史公赞之,谓与日月争光,而不得书于《通鉴》;杜子美若非?‘出师未捷’一诗为王叔文所吟,则姓名亦不登于简牍矣。”予答之曰:“此书本以资治,何暇录及文人!昔唐丁居晦为翰林学士,文宗于麟德殿召对,因面授御史中丞。翼日制下,帝谓宰臣曰:‘居晦作得此官,朕曾以时谚谓杜甫、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。居晦曰:“此非君上要知之事。”尝以此记得居晦,今所以擢为中丞。’如君之言,其识见殆出文宗下矣!”

  顾炎武似乎没有注意到邵博和费衮的“对话”。这两位南宋学者早已意识到,屈原并不是纯粹的文人,仅仅用不载文人来解释,理由不够充分。且《资治通鉴纲目》所补屈原事迹,也正是体现其忠君爱国的行为,早已跳出“文”的范畴。难怪为《日知录》作集释的黄汝成要在这一条下加案语:“不载文人是也,而屈原不当在此数。谏怀王入秦,系兴亡大计,《通鉴》属之昭雎而不及屈原,不可谓非脱漏也。”所以顾炎武的判断,只可用来解释?《通鉴》为何不载李、杜。

  黄氏案语可玩味者在于,不仅回到了质疑司马光脱漏的立场,还具体指出了脱漏在哪里。但如果不拘泥于《资治通鉴》文本,从司马光的其他文字中寻找蛛丝马迹,我们会发现,简单的疏忽、脱漏的批评是值得反思的。

  司马光写过一组《五哀诗》,凭吊五位遭遇谗言之祸的古人,序中写道:“孔子恶利口之覆邦家者,甚矣。谗之为害,不可一二数也。聊观战国以来,楚之屈原、赵之李牧、汉之晁错、马援、齐之斛律光,皆负不世之才,竭忠于上。然卒困于谗,不能自脱,流亡不得其所而死。或者国随以丘墟,此其尤可大哀者也。”不仅其中第一首就是凭吊屈原的,司马光甚至在诗中认同了?《楚辞》可与日月争光的说法:“白玉徒为洁,幽兰未谓芳。穷羞事令尹,疏不忘怀王。冤骨消寒渚,忠魂失旧乡。空余《楚辞》在,犹与日争光。”此外,司马光还有一首以《醉》为题的小诗,也是借屈原事迹抒发幽情的:“厚于太古暖于春,耳目无营见道真。果使屈原知醉趣,当年不作独醒人。”除人之外,司马光也论过屈原的文,对骚体的成就有很高的评价。在《答张尉来书》中,司马光说道:“窃见屈平始为骚,自贾谊以来,东方朔、严忌、王子渊、刘子政之徒踵而为之,皆蹈袭模仿,若重景迭响,讫无挺特自立于其外者。”

  两首诗一封信,分别让质疑派和辩护派中两种比较极端的意见站不住脚。首先,司马光并不像李光地所说的那样,删去屈原的原因是??“于己所不喜”。另一方面,也未必如费衮所想象的那样,司马光是嫌屈原大节不足取。在这些问题上,司马光恐反不如替他辩护的人辨析得那么细、那么清。

  把前文所举的几种意见作个总结,争论的核心点在于:屈原到底该不该算在《通鉴》常例摒弃的文人范围之内?如果话题一直这样纠缠下去,始终得不到确定的答案。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,其实是观念对立,不是事实判定。人们也不可能起司马光于地下,当面质询。

  不如换个思路,回到《资治通鉴》文本中去,假设屈原可以出现在《资治通鉴》中的话,会是在哪些段落?而事实上司马光又是如何处理这些段落的。从分析《资治通鉴》如何用史料入手,看看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认知。

  《资治通鉴》中,屈原有机会出现的地方有两处,都在第三卷。一是周赧王四年(B.C.311)第二条:“秦惠王使人告楚怀王,请以武关之外易黔中地。楚王曰:‘不愿易地,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。’”此后有张仪再度入楚事。《通鉴》这段叙事以“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,乃许之”终结,即又听从了张仪的游说之辞。主要文字是根据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改写的。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在“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与秦,欲许之”这句之后,尚有以下文字:“屈原曰:‘前大王见欺于张仪。张仪至,臣以为大王烹之。今纵弗忍杀之,又听其邪说,不可。’怀王曰:‘许仪而得黔中,美利也。后而倍之,不可。’故卒许张仪与秦亲。”

  但同样是屈原劝楚怀王杀张仪,《史记》的记载是自相矛盾的,在《楚世家》和《屈原列传》里有不同的说法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:“张仪已去,屈原使从齐来,谏王曰:‘何不诛张仪?’怀王悔,使人追仪,弗及。”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:“是时屈平既疏,不复在位。使于齐,顾反,谏怀王曰:‘何不杀张仪?’怀王悔,追张仪不及。”对比?《张仪列传》,《楚世家》《屈原列传》所讲述的内容差异之处有二:一是增加了屈原使齐而返的细节;二是怀王后悔,只是张仪已去,追之不及。尤其是第二点,明显与《张仪列传》中怀王坚持采纳张仪之说相悖。这个情节被《资治通鉴》删去,很有可能是《史记》自相矛盾的缘故,且删去之后并不影响之后的故事进展。故事最终是按照张仪设计的套路走的,司马光采用了《张仪列传》作为史源,于是屈原失去了第一次出场机会。

  《屈原传》原劝楚怀王杀张仪,其事纤悉备书。然?《楚世家》载劝杀张仪者乃为昭雎,而屈原没不复见。若以为简策繁多,要使姓名互着,则在《左氏春秋传》有之,在《迁史》故无此例。若以为昭雎本主此事,原特副之,则《屈原传》略无昭睢一言,而原之事迹明白乃尔。两者皆无所据,何耶?此盖旧史去取失当,司马迁笔削时不暇前后照顾,随其所载,各自记之,遂使《世家》与《列传》异辞。

  按,《史记》无昭雎劝怀王杀张仪事。《世家》与《列传》异辞者,乃谏怀王入秦事,即下文将提到的屈原第二个可能的出场机会,李冶误记。

  《资治通鉴》周赧王十六年(B.C.299)第三条,秦昭王诓骗楚怀王入秦,楚大臣昭雎劝怀王勿行。在此,司马光取的是《史记·楚世家》中的说法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:“楚怀王见秦王书,患之,欲往,恐见欺;无往,恐秦怒。昭雎曰:‘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。秦虎狼,不可信,有并诸侯之心。’怀王子子兰劝王行,曰:‘奈何绝秦之欢心。’于是往会秦昭王。”然而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却说:“时秦昭王与楚婚,欲与怀王会。怀王欲行,屈平曰:‘秦虎狼之国,不可信,不如无行。’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,奈何绝秦欢。怀王卒行。”

  劝怀王勿入秦的究竟是谁,《史记》本文内有两说。关于这一点,上文曾提及,黄汝成也注意到了,他认为《通鉴》将此事属昭雎而不属屈原,乃是“脱漏”。这个判断恐怕有些武断。纪传体史书中,纪传异词是常见现象。在没有相对合理的证据、理由判定哪一说更为准确时,比较谨慎的方法是暂采本纪,这似乎是很多史学家在实践中常用的方法,《通鉴》亦有此例。如卷五周赧王五十一年(B.C.264)“秦武安君伐韩,拔九城,斩首五万”条,依据的是《史记·秦本纪》的记载:“(昭王)四十三年,武安君白起攻韩,拔九城,斩首五万。”而《史记·白起列传》所载这次战争的战果是“拔五城”,并非九城。

  然楚国为战国之一,在《史记》中没有本纪,但我认为《楚世家》相对于《屈原列传》等楚国名人的传记而言,发挥着与本纪统摄列传相等同的功能。这样理解的话,《楚世家》的史料等级当优先于?《屈原列传》。《资治通鉴》前六卷关于战国的叙事中,是否有其他取世家而舍列传的例子?有,且仍可以《史记·楚世家》与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的差异取舍为例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三赧王三年(B.C.312)春,“秦师及楚战于丹阳”条叙事,乃综合《史记》中的《秦本纪》《楚世家》《张仪列传》等文献而成。其下文有“韩、魏闻楚之困,南袭楚,至邓。楚人闻之,乃引兵归”,即采用《史记·楚世家》之文。此事在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中被表述为:“魏闻之,袭楚,至邓”,少了韩国的参与,也缺乏对楚国应对措施的交代,不为《通鉴》所取。

  又如卷四周赧王三十七年(B.C.278)第一条:“秦大良造白起伐楚,拔郢,烧夷陵。楚襄王兵散,遂不复战,东北徙都于陈。秦以郢为南郡,封白起为武安君。”这段整体上取自《史记·白起列传》,但相比之下,《资治通鉴》少了一个细节。《史记·白起列传》:“攻楚,拔郢,烧夷陵,遂东至竟陵。楚王亡去郢东,走徙陈。秦以郢为南郡。白起迁为武安君。”“遂东至竟陵”这个细节,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秦昭王二十九年的条目中也有。但对比《史记·楚世家》:“(顷襄王)二十一年,秦将白起遂拔我郢,烧先王墓夷陵。楚襄王兵散,遂不复战,东北保于陈城”,没有“东至竟陵”的说法。因是楚事,司马光落笔的时候虽主要参考了《白起列传》,但还是依据《楚世家》删去了“东至竟陵”一节。

  通过以上数例,我们看到,当世家与列传相龃龉时,司马光舍列传而取世家的案例是多见的。即便不能说是绝对原则,也应该被视为是《通鉴》弥缝纪传矛盾的常用手法。以这一标准反观屈原事迹,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:《资治通鉴》不载屈原事迹,并非由于司马光对屈原其人、其文有何特殊看法而刻意删削,而只是史料选择的自然结果。《史记》所载屈原两次重要的政治参与,都自相矛盾,屈原因此失去了出现在《资治通鉴》里的机会。

  当然,这个结论仍然无法完全解释屈原不见于《通鉴》的现象。比如《资治通鉴纲目》所补充的屈原沉江事迹,《通鉴》能补一笔也是可以的。本文的真正目的,是想通过这个案例解示一点:重视《通鉴》的史料来源,及其取舍之意,不仅可以为很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开启新思路,也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部经典著作。